1、第32条，将“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”修改为：“还可委托一至五人作为辩护人”。

理由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处于弱势，在一些重大案件中，应允许其委托多名辩护人。

 

2、第33条，在“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，有权委托辩护人”之后加上一段：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，其亲友或其指定的人可以为其委托辩护人”。

理由：仅由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己委托辩护人，委托面过窄，不利于提高辨护率，如果已被采取强制措施，自行委托有诸多困难和不便。

 

3、在第33条后加上一段作为最后一款：“办案机关在作出涉及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利益的程序性、实体性决定时，应当通知其所委托的辩护人”。

理由：既然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有告知司法机关的义务，则司法机关也应有对等义务制度，让辩护人享有知情权，可以极大节约人力资源、增强执法透明度。

 

4、第35条，“辩护人的责任是”修改为：“辩护人的职责是”。

理由：责任只是义务规范，职务是尽责的前提基础，“职责”比“责任”在文义上周密妥当。

 

5、第37条第2款中，“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”，删除“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”。

理由：看守所是执行机关，无权对会见进行审批，看守所全天候值班，无需数目对会见作准备。

 

6、第37条第3款中，将“可以向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”修改为：“可以向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出示案卷材料、核实有关证据”。

理由：出示案卷材料是核实证据的前提，律师对委托人无保守案件秘密的义务。

 

7、第37条第4款中，删除“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”。

理由：此类案件不涉及国家及公共安全，“重大”和“共同犯罪”易被曲解滥用。

 

8、第38条，将“可以查阅、摘抄、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”修改为“可以查阅、摘抄、复制本案所有的材料”。

理由：侦查机关应全面客观收集各类证据，包括无罪和罪轻的证据，证据应全面开示。

 

9、在第40条前增加一段作为该条第一款：“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，凭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，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。”

理由：规定律师和调查取证权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取证难的问题，也与律师法配套同步。

 

10、将第42条删除，或者，将“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”修改为：“司法人员、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”。

理由：此条及刑法第306条一直被广泛诟病，应在程序法及实体法上逐步取消，同时在字面上只列明辩护人是职业歧视。

 

11、在第46条后单独增加一条：“律师在职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，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，但发表危害国家安全、恶意诽谤他人、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，律师参与诉讼活动涉嫌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应当事先听取其所在律师协会的意见，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原办案机关，不得参与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。”

理由：应在立法上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，规定通报及回避制度，防止司法机关滥用公权对律师打击报复。

 

12、第49条，将“除特殊情况外，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”中的“并且”删除。

理由：“除特殊情况外”表示语义已转折，后面一句再加一个表并列的词组“并且”，文法上似不妥。

或将此句修改为“必要时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”

理由：文中有“可以”二字，司法机关本身有选择余地，同时，“必要”也可以排除“特殊情况。”

 

13、第52条，将“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”中的“重调查研究”删除。

理由：“调查研究”不是法律术语，诉讼活动有别于社会活动中的一般工作方法。

将“没有被告人供述、证据确实充分的”修改为“被告人不供述，但其它证据确实充分的”。

理由：“没有被告人供述”易误读为被告人没有到案、没有作过供述与辩解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在形式上也是证据种类之一，除此之外的属其它证据。

 

14、第61条中：将“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保护措施”修改为：“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在保证被告人、辩护人感知证人真实存在，不影响质证的情况下，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保护措施”。

理由：防止以措施特殊为借口影响质证效果。

 

15、第62条：删除“对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，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”。

理由：此问题涉及体制对接配套，不应在具体法条上表述。

 

16、第65条，将“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；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”：修改为：“应当在三日内作出书面决定；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，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，申请人对逾期不答复或对答复有异议的，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”。

理由：文来理应文往，强调公文回复，以减少冷漠生硬和不作为，同时赋予救济权。

 

17、第73条，将“无固定住处的，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”修改为：“无固定住处的，经其本人同意，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，本人不同意的，应当予以逮捕”。

理由：防止利用指定居所变相羁押或刑讯逼供。

将本条中的“重大贿赂犯罪”删除。

理由：此类案件不涉及国家及公共安全，且侦办此类案件一般已有纪检监察措施在先。

 

18、在第76条文后增加一段“但不得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进行变相羁押看管”。

理由：监视居住较拘留、逮捕本来是更轻一级的强制措施，但执行中可能异化为最重、最严厉的强制措施。

 

19、第84条，将“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”中的“等严重犯罪”删除。

 

理由：通知书仅是程序性的知情权，应是基本人权，防止秘密拘捕过多过滥。

20、第114条，将“受理申诉或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”修改为：“受理申诉或控告的机关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申请人”。

理由：义务更明确具体，增强可操作性。

 

21、第116条第2款中，将“案情重大、复杂，需要采取拘留、逮捕措施的，传唤、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”修改为：“采取了拘留、逮捕措施的，传唤、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”。

理由：“需要”带有主观随意性，不一定最终实现。原条文可能会成为侦查机关将所有传唤、拘传时间突破24小时的借口。

 

22、第120条，将“进行录音或录像”修改为：“进行同步录音录像”。

理由：只录音或只录像都无法保证其真实性，“同步”在语义上排斥了剪辑、拼贴等技术处理措施。

本条尾再增加一段作为最后一款：“案件审理时，被告人、辩护人对讯问笔录的客观性、合法性有异议的，应当提供并播放”。

理由：制作录音录像的目的即如此。

 

23、第144条第2款中：“并且由鉴定人签名，医院加盖公章”将“医院”修改为：“鉴定机构”。

理由：鉴定的主体并非只有医院，概括不全面。

 

24、第147条第1款及第2款中，将“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”分别修改为：“经过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”、“经过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”。

理由：“严格”的标准不够明确具体，技侦的权限应该上收为妥。

 

25、第150条第1款中，将“可以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”修改为：“可以由特定的侦查人员实施秘密侦查”。

理由：侦查的主体只能限定在侦查机关的人员之内，线人、耳目、特勤是特定人员，但不可从事侦查活动。

第3款中，“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，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”将其中的“公安机关”修改为：“侦查机关”。

理由：前文有给付财物，理应包括检察机关侦查的贿赂等犯罪行为，故主体不能限定在公安机关一家。

第4款中，删除“必要时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”。

理由：所有证据均应当庭核实，至少在提法上不妥，再者对特定人员已经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，不能再特殊化了。

 

26、第164条，“在特殊情况下，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”删除“一日至”。

理由：延长三日，自然就包括了一日、两日其至半日。

 

27、第181条第3款中，将“开庭3日以前”修改为“开庭7日以前”。

理由：3日前通知相关人员出庭，给予的准备期间太短，尤其是律师普通深感时间仓促，难以应付周全。

 

28、第171条中，“并将案卷材料、证据移送人民法院”修改为：“并将全部案卷材料、证据移送人民法院”。

理由：考虑到以前执行中移送的实际弊端，不全案移送，剥夺了辩护人的阅卷权。

 

29、第186条第1款后增加一段：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，控辩双方不得在庭外单方接触证人，证人拒绝出庭的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”。

理由：现实中证人不出庭的主要因素更多来自侦查及公诉部分，既然证人不出庭，其原先的证言就存在合理怀疑，公诉方应承担相应后果。

 

30、第187条中，增加一段作为第3款：“证人、鉴定人及相关人员涉嫌伪证罪的，应当在本案定案后，由人民法院移送没有参与办理本案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理”。

理由：若证人当庭陈述与原先证言相反，则必有一假，证人必陷尴尬不利境地，原办案机关事先以此要挟，则证人一般会放弃出庭作证。

 

31、第207条第（三）项：“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”修改为：“被告人及辩护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”。

理由：辩护人对全案证据事实有更全面的了解，对适用何种审判程序应有建议权。

 

32、第199条第（三）项中，将“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”删除。

理由：现实中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的干扰，不属于不能抗拒的因素。

 

33、第222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中，“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”修改为：“其本人或辩护人要求开庭审理”。

理由：审级只是两审终审判，再对二审简化处理，被告人的程序及实体权利得不到应有尊重和救济，也不利于提高开庭率。

 

34、第250条第2款中，将“3个月”修改为“6个月”。

理由：监狱已人满为患，余刑太短没必要送交监狱，浪费资源。

 

35、第256条中，将“有关群众”修改为：“所在单位，所在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”。

理由：“群众”指代不明，它是口语、不是法律用语。

 

36、第267条第2款，在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”前加上“被害人、”

理由：在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同时，也应保护被害人的权利，两者兼顾才能和谐稳定。

 

37、第280条第1款，将“人民法院应当终止审理”修改为：“人民法院应当终止对申请的审理”。

理由：易误读为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所犯的本罪终止审理。

 

38、第281条，在“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”前加“但”字。

理由：此处语义已出现相反转折，加“但”字更通畅。

 

39、原刑诉法第18条，增加一段作为该条第3款：“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得超越职能对案件进行侦查”。

理由：法律应当禁止超越职能权限进行侦查。

 

40、原刑诉法第164条，增加一段作为第1款：“判决书应当增强说理性，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护理由应逐一评判，说明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”。

理由：增加判决的透明公正性。

 

41、原刑诉法第168条，第3款后增加一段：“移送的案件，没有新的事实和实质性证据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”。

理由：防止案件久拖不决、防止滥用诉权。

 

42、原刑诉法第12条后，单独补充一条作为总原则：“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，出现疑罪的，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”。

理由：疑罪从轻从无、疑罪利益归被告是法治社会的普遍原则，应明文列入总则中。